FEATURED REPORT / 01

1981年陈伯达保外就医却无处可去,打给上海重庆南京的电话都被回绝,三儿一女里唯有次子陈晓农从石家庄赶回北京:接父是子

参考文献:叶永烈著《陈伯达传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,2016年7月第1版);陈晓农编纂《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》(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,2005年);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《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决书》(1981年1月);叶永烈《我与陈伯达》载《百年潮》杂志(2001年);中国党史研究院相关档案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,请理性阅读 1981年8月5日,北京。 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里,光线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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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1年陈伯达保外就医却无处可去,打给上海重庆南京的电话都被回绝,三儿一女里唯有次子陈晓农从石家庄赶回北京:接父是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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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:叶永烈著《陈伯达传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,2016年7月第1版);陈晓农编纂《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》(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,2005年);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《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决书》(1981年1月);叶永烈《我与陈伯达》载《百年潮》杂志(2001年);中国党史研究院相关档案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,请理性阅读 1981年8月5日,北京。 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里,光线透过窗帘斜斜地落进来,把地板照出一道淡黄色的印子。 走廊里安静,只有护士偶尔推着器械走过去,轮子滚在地砖上发出轻微的声响。 病房里有一个老人,白发稀疏,身形消瘦,靠着床头,手边放着一本书,翻了几页,又阖上了,就那么望着窗外发呆。 他叫陈伯达,今年七十七岁,刚从秦城监狱出来,转到这里养病。 窗外的北京,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北京了。 街边多了自行车的铃声,胡同口多了卖早点的小摊,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年,整座城市都在慢慢换一副脸。 可这些跟他暂时没有什么关系,他眼下最要紧的一件事,是找一个能住下去的地方,找一个愿意照顾他的人。 这件事,要比外人想象的难得多…… [一]【福建惠安走出来的书生路】 陈伯达,原名陈建相,字尚友,1904年7月29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岭头村。 岭头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闽南村子,背山面海,风大土薄,几代人靠种田维生。 陈家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,父亲陈其潜念过书,只是功名未成,落魄了半辈子,日子过得紧。 兄弟几个,哥哥们陆续回田里去了,只有这个小儿子,父亲觉得可以造就,咬着牙供他读书。 这个决定,彻底改变了陈伯达的命运走向。 1919年,陈伯达进入福建集美师范学校读书。 那是一所在当时颇有名气的学校,校风严谨,底子扎实。 陈伯达在这里念书,天赋慢慢显露出来,尤其是文字上的能力,比同龄人高出不少,写东西条理清晰,表达准确,让老师们刮目相看。 1921年师范毕业,他先在惠安老家的小学当教员,后来又到厦门教书。 教书的日子本可以就这样平淡地过下去,可他那颗心始终不安分。 那几年的中国,正是思想激荡的年代,各类报刊书籍大量涌现,马克思主义、民主思潮一起涌进来,陈伯达一边教书,一边如饥似渴地读,眼界一天天往外扩。 1924年,他来到上海,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。 上海大学那几年是个特殊的地方,一大批左翼思想的传播者在这里聚集,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大量流通,很多人在这里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。 陈伯达在这里,彻底走向了革命的道路。 1927年4月,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受组织派遣,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 莫斯科的冬天极寒,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挤在宿舍里争论中国革命的出路。 就是在这里,陈伯达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诸有仁。 诸有仁是四川人,是大革命时期牺牲的共产党员罗亦农的妻妹,同样从国内来到苏联求学。 两个人在漂泊的异乡相识,相恋三年,从1930年起一起陆续回国。 回国之后,陈伯达的日子并不安稳。 1931年4月,他在天津被当局逮捕,关了整整十个月,直到1932年2月才出狱。 出狱后到北平西山疗养身体,诸有仁也来了,两人在这段时间里正式结婚,次年在天津生下了长子陈晓达,那是1934年。 1937年,全面抗战爆发,陈伯达来到延安。 从这一步起,他人生的轨迹彻底变了。 延安的陈伯达,凭借多年积累的理论功底和文字才能,很快在众多干部中脱颖而出。 他起草文件,参与理论研究,参与了大量重要文献的撰写与修改工作,伟人的很多文章,都要经过他的手加工润色。 党内同志都知道,陈伯达的笔,快,准,能把复杂的理论说得既有高度又让人读懂。 这个能力,在当时是极为稀缺的。 从延安到进京,他跟在伟人身边工作长达三十余年,这段经历,奠定了他此后整个政治生涯的基础。 [二]【一步一步走到了最高的位置上】 延安是陈伯达的起点,北京才是他真正发力的地方。 1949年以后,陈伯达的政治地位随着形势的推进稳步上升。 他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,是伟人身边最信任的一批人之一。 1956年,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,位置更稳了,话语分量也更重了。 外界称他"理论权威",这个称号他担得起。 他写过《中国四大家族》《窃国大盗袁世凯》《人民公敌蒋介石》等一批政治分析文章,在当时流传颇广,影响不小。 党内很长一段时间,重要的理论著作和重大文件,很多都有他参与的痕迹,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熟稔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,在同级别干部里算是头一档的。 然而这些,都只是铺垫。 真正把他推到历史舞台最高处的,是1966年。 特殊时期开始,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类文件、报纸和广播里,整个国家都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。 1969年,九届一中全会结束,陈伯达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,排名在伟人、林彪、周恩来之后,位列全国第四。 这是他人生的顶点,也是他人生真正开始向下坠落的起点。 197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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